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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饶历史名人

部门:  发布日期:2016-07-23  作者:本站

历史名人


上饶历史文化名人代表简介
境内仅历代宰相就有23人,进士2097人(含武进士56人),其中有名可查的1515人(内含武进士35人),状元13人(含武状元3人),榜眼6人,探花5人,传胪2人,文武举人2710人。铅山县有“隔河二宰相,百里三状元,一门九进士”之说。婺源县有“兄弟三进士” 、“三代四进士” 、“ 一门十一进士” 、“ 六部四尚书” 之传。仅婺源1县,收入《辞海》的7人……
 
吴芮(?—前202年),五彩山(今余干邓墩)人,是秦汉交接时期的百越领袖,西汉初年唯一善终的异姓王。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的七世孙。
秦朝末期,吴芮被举荐为番邑(今鄱阳)令。他大胆革除弊政,轻徭薄赋,采取了一系列兴修水利,鼓励耕种的措施,大力发展生产。深得民心,番邑人都尊他为“番君”。秦二世元年(前209年)八月,吴芮在番邑正式起兵,响应陈胜、吴广起义,百越民众群起响应。吴芮用同乡梅娟和女婿英布训练士卒,指戈反秦。秦朝灭亡后,项羽分封吴芮为衡山王,建都于邾(今黄州),统管百越地区。楚汉相争,吴芮助刘邦统一天下,建立西汉政权。刘邦于高祖五年(前202年)二月,立吴芮为长沙王,建都临湘(今长沙市),领长沙、豫章、象郡、桂林、南海五郡。次年,奉令吴芮率兵定闽,至赣南金精山(今宁都县西北15公里翠微峰)病逝,谥号文王。与吴芮相关的遗址很多,散见于鄱阳湖地区。波阳有“吴王殿”;德兴有“汉长沙王隐居地”、“铸印墩”等。
 
陶侃(259—332)字士行,鄱阳(今鄱阳)人。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与文学家。
陶侃早年孤贫,曾捕鱼奉亲,后为县吏。庐江太守张夔荐举陶侃为孝廉,从郎中尚书。先后讨平张昌、陈敏、杜韬、苏峻叛乱。官至侍中太尉,封长沙郡公,官号都督荆、雍、益、梁、交、广、宁七州诸军事,拜大将军。陶侃戎马生涯长达41年,始终精力充沛,博闻强记,勤于政事,所有公文无不亲自批阅;接引宾客耐心及时,号称门无停客。陶侃自幼饱尝生活的艰辛,所以特别重视劳动,格外珍惜劳动成果。他认为“大禹圣者,乃惜寸阴,至于众人,当惜分阴”。“陶侃运甓”的故事流传千载。陶侃为人持重,谨慎细致,不尚浮华,公私分明。陶侃晚年,不愿插手朝政,病危时,打算回长沙,临行前将所有军械器杖和牛马舟船造册登记,加盖印记,封存于库中,钥匙由自己亲自掌握,直到交给继任者,才登船出发,一时传为佳话。陶侃雄毅明决,勤劳忠贞,惜时爱民,节物尚廉等高贵品德,千古传颂。他是有晋一代文韬武略的名臣,其孙陶渊明为著名诗人。
 
王贞白(875—?),字有道,号灵溪。广丰人。唐乾宁二年(895)登进士,七年后(902)授职校书郎。在登第授职之间的七年中,他随军出塞抵御外敌,写下了许多边塞诗,有不少反映边塞生活,激励士气的佳作。征戍之情,深切动人。对军旅之劳、战争景象描写的气势豪迈、色彩浓烈、音调铿锵。后以世乱而不仕,归隐后,曾在西山(今广丰中学内)建“山斋”,传道授业,常与罗隐、方干、贯休等名士同游唱和,手编所作诗三百首及赋文等,为《灵溪集》,共七卷。王贞白“学力精湛,笃志于诗”,其诗“内涵深刻,意存高远”,“清秀典雅,辞意工丽”,对江西文坛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,其诗,深受四方学者所推崇,尊以为师。王贞白诗以《御沟水》最为称著。名句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,至今民间广为流传。王贞白卒葬于县城西门外,并建有有道公祠。
 
朱熹(1130—1200)字元晦,一字仲晦,别号兰亭、紫阳,小名沈郎,小字季延,婺源松岩里人。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和文学家。
朱熹19岁中进士,22岁应朝考授左迪功郎、同安县主薄,此后曾先后出任知南康军、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、焕章阁侍制兼侍讲等职。绍兴三十年,朱熹师从著名道学家程颐的再传***李侗。他全面继承了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,又吸收了张载等各家的观点,建立起集大成的理学体系。朱熹的学说主要是:一、“以理为本”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;二、主张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,维护封建道德;三、“知先行后”的唯心主义先验论。它以理学为最高范畴,故被称为理学或程朱理学。他的著作很多,《四书集注》是明清两代朝廷指定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,他的注解,被认定是正统观点的标准答案。经他的注解,孔子的学说被涂上了一层封建理学家宗教主义的色彩,并取代了经文的地位。在思想界形成了“非朱子之传不敢言”的局面。
朱熹又是著名的教育家,有关教育的理论实践对后人的影响深刻。先后建白鹿洞书院、“武夷精舍”和岳麓书院,广召门徒,传播理学。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,几乎取代官学,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。朱熹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散文家,他一生写诗作文,整理文学书籍,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诗文作品和文学研究专著。据统计,朱熹诗文创作50多年,存诗达1150首。朱熹生前曾两次回婺源故里祭祖。
 
姜夔(1155—1221)宋饶州鄱阳(今鄱阳)城郊姜家坝村人。字尧章,所居与白石洞为邻,自号白石道人。庆元三年(1197),姜夔向朝廷上《大乐议》、《琴瑟考古图》、《圣宋铙歌》,他想整理国乐,又终未得到重视。就致力于书法艺术的发展,书写和整理了《绛贴平》|《圣母贴跋》、《禊贴跋》、《禊贴偏旁考》。庆元五年(1199),复上《圣宋饶歌鼓吹》十二章,诏免由地方送考,直试进士,又因“时嫉其能而不获尽所议”,仍遭不为录用的打击后,一生不仕。他的精力全部用于献身文学和艺术,往来于大江南北,与杨万里、范成大、辛弃疾、张兹等相结交。其工诗词,擅书法,精通音律,能自度曲。其词多写景纪游、抒写个人情怀之作,对后世影响较大,为南宋文人词重要作家。著作有《白石道人诗集》、《诗说》等。姜夔集诗、词、音乐、书法、鉴赏、文学评论家于一身,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多才多艺文化名人。嘉定十四年(1221)卒于杭州。
 
谢枋得(1226—1289),字君直,号叠山,江西弋阳人,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爱国诗人。
谢枋得自幼读书聪敏,广闻博见。为文高迈奇绝,自成一家。宝佑四年(1256)与文天祥、陆秀夫同举进士。除抚州司户参军,即弃去。吴潜宣抚江东西时,他聚众万余守信州。五年为建康考官,出题以贾似道政事为问,暗讥时事,忤似道。谪居兴国军。咸淳三年(1267)赦归。后以江东提刑、江西招谕使知信州,力拒元将吕师夔的围攻。信州失陷后入建宁唐石山,变姓名,已而卖卜建阳市。宋亡,居闽中。至元二十三年(1286)年为程文海所荐,辞不起。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强之北行,至大都,不食而死。有《崇真院绝粒》诗明其志。门人私谥“文节”。谢枋得原著有诗文六十四卷,但因屡遭兵灾,所存无几。经后人多方采揖,仅得《叠山文集》五卷,附录一卷。其中卷一至四,包括书、序、记、启、铭、疏等,卷五为诗,附录是后人所撰有关他的传记、年谱以及诗文等。枋得的诗词大都是在民族存亡严重关头,同南宋奸臣、蒙古贵族统治者作斗争时所作,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 
洪皓(1088—1155)江西鄱阳人,字光弼。宋徽宗政和五年(1115)中进士。出任海宁县主薄、摄县令事。宣和六年(1124)为秀州(今浙江嘉兴市)司录。建炎三年(1129),上书请高宗移驻金陵,迁五官,任徽猷阁侍制,以礼部尚书出使金国。金军西路统帅粘罕威逼洪皓去宋朝叛臣、金军扶植的刘豫傀儡政权伪齐部下任职,洪皓断然拒绝,险被杀,被金国流放冷山(今黑龙江境内)十五年,备极艰苦。在流放期间,他不断搜集北国人民的生活习俗、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,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,撰写成《金国文具录》。绍兴十三年(1143)才回到南宋。除徽猷阁直学士,遭秦桧忌恨出知饶州。复又被桧党诬陷,责以濠州团练副使,绍兴十七年(1147)削夺洪皓的官职,将其流放到岭南的英州(今广东英德县)。绍兴二十五年(1155)秋,复官为左朝奉郎,主台州崇道观。洪皓死于北返途中。
洪皓的一生,是“临大节而不可夺”、“宝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,贫贱不能移”的豪迈一生。他才高学赡,文章道德两相济美,为南宋文章大家。主要作品有《文集》10卷,《春秋纪》30卷,《帝王通要》5卷,《姓氏指南》10卷,《松漠纪闻》2 卷、《金国文具录》1卷、《鄱阳集》4卷等,均为后世之宝贵财富。
 
洪迈(1123—1202),江西鄱阳人,字景庐,别号野处。父洪皓、兄洪适、洪遵,皆著名于世。
他博极群书,虽稗官野史,释老杂言,无不涉猎。高宗绍兴年间十五年(1145)中词科,南宋光宗绍熙二年(1191),以端明殿学士致仕。在近五十年的仕宦生涯中,几次出入临安,先后担任福州教授、起居舍人、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馆编修官、中书舍人、吉州知州、赣州知州、泉州知州、建宁知州、婺州知州、翰林学士等官职。政事之余,不辍读书写作。绍熙二年从绍兴解印归里后,更是谢绝外事,一心写作,著述甚丰。《宋史。艺文志》收录他的著述如《宋四国朝史》、《钦宗实录》、《节资治通鉴》、《经子法语》、《野处类稿》《续笔》、《夷坚志》等三十一种一千多卷。《容斋随笔》、《夷坚志》更是千古绝唱。《容斋随笔》始撰于隆兴元年(1163),即是读书心得,又是典故考镜的书,不仅涉及了宋以前的一些史实,政治经济制度、典章典故,也对宋代典章制度、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进行了评论和综述。可以说此书是南宋笔记体的代表。《夷坚志》是宋代志怪传奇小说的上乘之作,被誉为“稗官野史的宝库”。洪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,是宋代著名文学家。
 
洪适(1117—1184),原名造,后更名适,字景伯,又字温伯、景温,洪皓长子。因晚年居住老家鄱阳盘州,故号称盘州老人。洪适官至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(宰相)兼枢密院史;南宋金石学家、诗人、词人,与弟洪遵、洪迈皆以文学负盛名,有“鄱阳英气钟三秀”之称,朝廷封鄱阳郡开国公,逝后又赠谥号文惠公。
洪适诗文论著甚多,四方传诵。今存有《盘州文集》八十卷,收入《四库全书》集部别集类。存词《盘州乐章》一卷,《隶释》二十卷,《隶续》二十一卷,是其重要著作。据其弟洪迈说:“吾兄文惠公区别汉隶为五种书,曰释、曰缵、曰韵、曰续,四者备矣,惟韵书不成。”现只存《隶释》、《隶续》二种。是书为考隶而作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:“自有碑刻以来,推是书为最精博”。
 
洪遵(1120—1174),字景严,洪皓第二子。出生于鄱阳(今江西鄱阳)县城内澹津湖畔。宋高宗绍兴十二年(1142)以第一名的成绩名列博学宏词科,赐进士出身,破格授予秘书省正省字官职,入国史馆。后历任州通判、知府、知州、起居舍人、吏部尚书、翰林学士承旨、枢密院都承旨、资政殿学士等官职。洪遵一生严于律已,宽以待人,勤政为民,清正廉明,政绩卓著。
洪遵博识多闻,涉猎甚广。他的传世名作《泉志》,是历代钱币学家都要认真研读的书。这部十五卷的钱币大观,收录了五代以前三百多种中外历代钱币,并对这些钱币进行了详细记述和评论。《泉志》又是一部钱币归类学,书中根据钱币的传播情况分成正用品、伪品、不知年代品、奇品、神品、厌胜品六大类,成为保存中国古代钱向的宝贵资料。洪遵通过对钱币的研究,阐述了货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。洪遵著述甚丰,尚有《订正真本史记凡例》、《迩英记》、《祥曦殿记注》、《翰苑群书》、《集验方》、《中兴玉堂制草》、《翰林遗事》等书和诗集《小隐集》。
 
汪应辰(1117-1176),男,字圣锡,名洋。玉山县人。自小聪慧好学,16岁前,乡试、会试均夺魁。绍兴五年(1135)中状元。初任镇东军签判,后任秘书省正字、知府、太守。绍兴二十六年(1156)任吏部郎官、右司、秘书少监、代吏部尚书。隆兴二年、三年又任四川制置使、四川宣抚使。乾道三年(1168)回京任吏部尚书、翰林学士、侍读,55岁时被贬知平江府。次年辞职回家。
 
汪应辰一生勤学、勤思、勤政,严于律已,清廉公正,吏治有方。在任内整肃军纪,力主抗金;鼓励发展手工业,惩治贪官污吏,免除百姓劳役,购粮赈灾。“肃吏道,革时弊”,是一位有成就、有业绩、有历史影响的封疆大吏。著有《文定集》50卷,《玉山文集》50卷,他的状元卷被后人誉为“吏治宝典”。朱熹《祭汪尚书文》评价“惟公学贯九流,而不自以为足。才高一世,而不自以为名。道尊德备,而不自以为得。位高声重,而不自以为荣”。
 
施师点(1124—1192年),字圣与,广丰县人。自幼聪慧过人,年二十入太学,绍兴十七年(1147)登进士第,授复州教授,因母丧,未就任。孝期服满后,调临安府教授。乾道八年(1172),兼权礼部侍郎,除给事中。曾假翰林学士,知制诰兼侍读出使金国,不辱使命。后参知政事,兼同知枢密院事。淳熙十五年(1188)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泉州。绍熙二年(1191)除知隆兴府,江西安抚使。死后葬于今吴村乡官山村棋盘坪。
施师点一生著述颇丰,有《奏议》七卷、《制稿》八卷、《东官讲义》五卷、《易说》四卷、《史识》五卷、《文集》八卷,并行于世。施师点与当时的左宰相周必大同辅朝政,徐图恢复,北伐雪耻。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。
 
赵汝愚(1140—1196),字子直,出生于余干县城东隅。祖籍浙江嘉兴府崇德县。宋太宗长子赵德崇七世孙。赵汝愚宋乾道二年(1126)26岁时应试进士科,一举夺魁。次年任宣义郎,不久派知信州,接着知台州,后又任江西转运判官、敷文阁侍制。淳熙十二年(1185)后任四川制署使兼成都知府、吏部尚书、知枢密院事等职。54岁时,因扶立宁宗有功,迁右丞相。不久,遭权臣韩佗胄忌恨排挤、陷害,左迁远东节度副使,贬谪永州,客死去永州的途中。
赵汝愚为人清正廉洁,品格高尚,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尊崇儒学,以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为已任,他结交的师友如张式、朱熹、吕祖谦、汪应辰、胡铨等都是正派官员或学者名流。对于他们抗敌、施政方面的主张和建议,赵汝愚总是仔细倾听,以资政鉴。生活上极为节俭,史书记载:“自奉养甚薄,夕阳郎时,大冬衣布裘,至为相应变亦然”。“聚族而居,门内三千掼,所得廪给,悉分与之。菜羹疏食,恩意均洽,人无闲言”。著有《太祖实录举要》、《笃行事实》、《宋名臣奏议》等三百卷,诗文十五卷。
 
陈康伯(1097——1165)字长卿,弋阳县南港口乡南山人。宋宣和三年(1121)进士。历任太学正、柯州代理知州、太常博士、枢密院大计议官、泉州知州、汉州知州、吏部尚书、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等职。
陈康伯为人刚正不阿,虽与秦桧在太学有旧,秦桧当权,他并不阿附逢迎,也没有任何请托之事。任吏部侍郎时,主张节用省费,减轻百姓税赋,平反冤狱。绍兴三十一年(1161)金兵南下侵宋,陈康伯力主抗金。金兵至庐州,朝臣有遣家避难者,他独具舟迎眷属入临安,又荐虞允文参谋军事,在采石大败金兵。隆兴元年(1163),以病坚请去位,除少保、观文殿大学士,判信州。次年,金兵复南犯,再任左相兼枢密使。乾道元年(1165)病死于京城任所,终年69岁,归葬于弋阳县新政乡九龙岗。其遗著《陈文正公录》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 
 
汪藻(1079——1154),字彦章,今德兴市海口镇小浮溪村人。宋崇宁二年(1103)进士及第,历事徽、钦、高三朝,累官中书舍人,兼直学士院,擢给事中,迁兵部侍郎,兼侍讲,拜翰林学士,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(今浙江省湖州市),显漠阁学士知徽州(治今安徽省黄山市)、宣州(今安徽省宣州市)。去职后居永州(今湖南省零陵县),绍兴二十四年(1154)病逝,追赠端明殿学士。
汪藻为南宋江西诗派著名诗人。诗学苏轼,风格清新,深醇雅健,格律精美。有记事、感时、揭露时弊、赞颂之佳作。亦工骈文,尤擅长短名,号为“南宋词臣之冠”。有《浮溪词》传世。与诗比较,他在长短名即词的创作上成就更大。汪藻于史学亦颇多贡献。徽宗时,曾任九域图志编修官。高宗时,撰《靖康要录》16卷,评记宋金和战事。绍兴八年(1138)修撰《政事纪录》665卷,广采哲宗元符三年(1100)至宋徽宗宣和七年(1126)诏令。另有《浮溪集》60卷行世。其中《浮溪集》36卷、《浮溪文粹》15卷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 
徐谦(1776—1864)男,字益卿,号白舫,别号鹤洞子。广丰人。嘉庆丁卯(1807)举于乡,辛未(1811年)登进士,改庶吉士,为翰林院编修,改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。丁丑(1817),补考功司主事缺,充会试对读官。已卯(1819年)任储济仓监督,庚辰(1820)调海运仓。为官清正廉明,深受好评。后授朝议大夫。道光甲辰(1844)因父丧,母亲年迈,辞官回乡,以教书为生,先后主讲白鹿洞、紫阳、鹅湖、丰溪诸书院。有《悟雪楼诗存》初、二集,《丰溪瓣香集》行世。
徐谦少负隽才,尤以诗文名重一时,其为文简古流宕,不乏佳作。徐谦的五律、七绝最受人称道。五言取法魏晋,意境高古,极耐咀嚼。《桑畦》、《竹深处》、《晨霁采菊》等,均为集中佳品。其实徐谦集中最有价值的是那些针砭世事,反映民生疾苦之作。以《突无烟》、《官赈谣》尤著,其反映现实之深,在古代诗歌中,亦不多见。清张应昌将其收入《清诗铎》中。
 
夏尚朴(1466—1538)字敦夫,号东岩,广丰人。明正德与嘉靖年间古文家、诗人。正德六年(1511)登进士,授南京礼部主事。后迁惠州知府。嘉靖初年(1522),经人荐起为山东提学副使,后擢南京太仆少卿,期间与当时著名的学者魏校、湛若水等经常往返切磋学问,跟王阳明也甚友善,互有诗赠答。嘉靖八年(1530)引病辞归。
夏尚朴早年曾师从于吴与弼,后跟著名学者娄谅学习,传主敬之学。夏尚朴的诗除应酬之作外,大部分是写家乡四季景物及自己的隐居生活,也有一些能反映民间疾苦,表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心。其还有一些讲理学的诗,颇有哲理和情趣,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。夏尚朴大量的山水纪游之作颇具特色,特别是那些山居诗,读了颇能使人想起王维的“独坐幽篁”之类。象《周村八景》及临溪、游岩、看云赏花的《幽居即事》等都具备了这种风格。夏尚朴的著述有《东岩文集》六卷、《东岩诗集》八卷,收录于《四库全书》集部别集类。
 
吕怀(1492—?)字汝德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为汝愚),号巾石。广丰人。明代理学家、音乐家、诗人。嘉靖元年(1522)登乡荐,十一年(1532)举进士,选翰林第一,历兵、工二科给事中。是早建储宫及薛从祀等疏。改南雍司业春坊左司直郎,历右中允,掌南京翰林院事,因不附权相,寻迁南京太仆少卿致仕。
吕怀师事湛若水,笃志圣贤之道。平生博览群书,学问淹贯,凡心性统诸经史百家天文星象律吕精言,无不荟萃融洽。著述颇丰,有《周易卦变图传》二卷,另有《巾石类稿》三十二卷,但原本已佚。《四库全书》集部别集类仅存目一卷《巾石遗编》,不成卷帙,可能是其子孙所录存。吕怀精于音律,有《箫韵考逸》二卷,《律吕古义》三卷,分别存目于《四库全书》经部易类、乐类。
 
费宏(1468——1535),男,字子充,号健斋又号鹅湖,晚年自号湖东野老。当地民间称作费宰相,铅山人。十三岁中信州府童子试“文元”,十六岁中江西乡试“解元”,二十岁中殿试“状元”。入仕以后,官职屡迁,三次入阁,正德五年(1510)进礼部尚书。次年兼文渊阁大学士,参预机务。进户部尚书。正德十四年(1519),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反叛。费宏组织义兵,联络府县官员,会兵进剿,致使叛乱旋起旋灭。嘉靖二年(1523)为首辅,加少师兼太子太师,吏部尚书,谨身殿大学士。六年,致仕。十四年,复官如故。
费宏待人平易,为政宽和,体恤民情,为官清廉。但刚正鲠直,不畏权奸,不为物役,决断果敢。虽屡遭迫害,一生坎坷,两落三起,却又不损清誉。费宏居家时,开挖惠济渠,建筑新成坝,讲学含珠山,造福桑梓。费宏工诗善文,著有《鹅湖摘稿》二十卷,以及《湖东集》、《宸章集录》、《遗德录》、《惭愕录》等若干卷。另有徐阶、刘同升编《费文宪集选要》七卷,存于《四库全书》中。六十八岁时无疾而终,谥文宪。归葬故里铅山横林。
 
胡居仁(1434—1484),号敬斋,余干县梅港人。幼时聪敏异常,时人谓之“神童”。稍长,胡居仁从安仁干淮游先生学习《春秋》,日千言。他兴趣广泛。博览群书,左传公羊、诸子百家、楚辞汉赋、唐诗宋辞等,无不涉猎。及壮,师事崇仁硕儒吴与弼,饱读儒家经典,尤致力于程朱理学。常与友人陈献章、娄谅、谢复、郑侃等人交游,吟诗作赋。人谓之举仁学派,名闻当时,影响后世。
成化年间,胡居仁东游钱塘、太湖等地,寻访名贤;遍览金陵、浙江、福建等地的风景名胜,与人交流探讨学术。主张“以忠信为先,以求放心为要,操而勿失,莫大乎敬。”胡居仁的学术思想不落窠臼,丰富和发展了程朱理学,自成一体,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大家。胡居仁性情笃厚,品德高尚,淡泊自处,自甘寂寞,远离官场。他生活十分俭朴,唯以讲学为念,一日不讲学,则惕然不安。他致力于教育,从教二十余年,治学严谨,制订学规并亲自讲学,务求学生学以致用。先后创办了南谷、礼五、碧峰书院。江西学使李龄、钟成二人曾相继聘请胡居仁主讲白鹿洞书院。著有《胡文敬公集》、《易象抄》、《居业录》及《居业录续编》等书行世。万历十三年(1585),胡居仁被崇祀孔庙,足见其学术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之深。
 
江永(1681—1762)字慎修,又字慎斋,婺源县江湾村人。清朝杰出的经学家、音韵学家、天文学家。皖派村学的奠基人,在宋明理学没落后向乾嘉汉学挺进中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的巨壁。
江永自幼聪慧,稍长即开始研习《十三经注疏》。凡古今制度、天文地理、钟律推步、中外历算等,无不深究索隐,测其本始,而对“三礼”(《礼记》中的周礼、仪礼、礼记)尤精思博考。年21岁为县学生(附生),34岁补廪膳生,62岁开始充当贡生,终生未踏仕途,为诸生数十年,蛰居乡里执教与著述。他治学以考据见长,开皖派经学研究新风,为自汉代经学郑康成以后罕见的学识渊博的经学大师。江永治学态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“经世致用”。他坚持刻苦攻读,潜心研究,读书有得,即随笔撰写,勤奋著述,每著一书,即能采前人的长处,又有自己独创的见解。江永的著作甚多,据不完全统计,约有39种计260余卷。被《四库全书》采纳的有20种计170余卷。张之洞撰《书自答问》,将江永的十六种著作作为治学必读的书给予介绍。江永还提出了许多有益民生的建议和措施,他设计了一些水利工程。如现尚存汪口村的“平渡堰”(又称曲尺碣)至今仍使百姓受益。
 
齐彦槐(1774—1841)字荫三,又字梦树,号梅麓,婺源冲田人。自幼颖悟超群,举安徽优贡第一。嘉庆十三年(1808)恩赐举人,次年中进士,先任翰林院庶吉士,后授常州府金匮县知县。到任后,“清积弊,毁谣词,案牍胃集,剖决如流”,民称“齐青天”。甲戍(1814)大旱,他创立图眼法,令各图损钱自赈,一切不经官吏手,富户踊跃集资十四万缗,饥民全活无算,并以余钱造“望亭桥”,修“泰佰墓”。齐彦槐加知州衔候选郎中。主张引黄河水入运河并要求开辟海运,道光七年(1827)署苏州府督粮同知,后援例晋升候选知府。翌年冬,因母亲病故,乃辞官,不复出。
齐彦槐不仅为政有方,而且深明弧角之算。造出“龙尾”、“恒升”二车(撩车)便**水,效益显著,受到林则徐的重视和称赞。齐彦槐还精心制作一架天文钟——“中星仪”,高三十三点四厘米,外表为圆形天球,天球表面阴刻星象、节候,中部偏下有一圆孔,插入锁匙,将天球内部装置的发条上紧,发条产生动力转动齿轮,天球旋转,即可了解天上星象位置和运行情况,准确方便,为西方所未有,当时对此评价甚高,诚“千古以来未有之能事,精微之极至矣”。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。
 
蒋仕铨(1725—1785)字心馀,一字苕生,号清容、藏园,晚号定甫,离垢居士,铅山县人。清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。是乾嘉诗坛的领袖之一,而且以戏曲成就独步当时。
 
蒋仕铨于乾隆二十二年中进士,入庶常馆三年,随后供职翰林院编修,期间先后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《续文献通考》纂修官。乾隆二十九年辞官南归,寄寓南京,与袁枚为邻。先后主讲会稽蕺山书院和扬州安定书院。乾隆五十年(1785),蒋仕铨病逝于南昌藏园,终年61岁。蒋仕铨一生,“存诗二千六百余首,词二百七十余阕,还有文集十二卷、杂剧、传奇十六种。戏曲创作完成了《桂林霜》、《四弦歌》、《雪中人》、《香祖楼》、《临川梦》、《空谷香》、《一片石》、《第二碑》和《冬表树》,合称《藏园九种曲》,是蒋仕铨戏曲成就的代表作品,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乾隆时期的社会生活,鞭挞贪官污吏,批判科举制度,张扬民族气节,同情人民疾苦。这些作品以很高的文学性流播艺苑,奠定了他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。有人称其曲为“近时第一”(李调元《雨村曲话》)。梁启超称赞他“为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”。
 
詹天佑(1862—1919)字眷成,婺源庐坑人。中国最早的杰出的铁道工程专家。
詹天佑为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,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。光绪十四年,任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,被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为会员。此后历任津榆、锦州和萍醴铁路工程师、新易铁路工程师、京张铁路总办兼工程师、洛潼铁路顾问总工程师等职。宣统元年,受赐工科进士,任留学学生主试官、邮传部顾问官、学部咨议官,并派任商办四川铁路公司总工程师。民国元年,任粤汉铁路会长,被公举为“中华工程师会”会长。民国三年,任粤汉川路督办,孙中山大总统晋升其为上大夫少卿衔,委为交通部总长,奖给二等宝光嘉禾章。民国八年,受北洋政府派往哈尔滨,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代表兼该会技术部之中国代表。同年四月十五日,因病请假回武汉,于二十四日逝世,终年59岁。
詹天佑的一生,为中国铁路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在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——京张铁路中,詹天佑细致测量,精心设计施工,克服重重困难,创造性地采取两端开凿、中开竖井的施工法,顺利解决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工程难题。并对地势陡险、坡度大的八达岭,设计开成“人”字路线,使列车顺利行使。行车时遇到车厢脱节,还仿造了自动挂钩,人称“天佑钩”。京张铁路提前两年竣工,被外国工程师视为奇迹,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和民族自信心。
 
方志敏(1899—1935),原名远镇,乳名正鹄,号慧生,志敏系学名,弋阳县漆公镇湖塘村人。1916年秋,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念书,组建“九区青年社”,积极投入“五四”爱国运动。1924年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至1927年间,任中共江西省委农委书记,领导了“漆工镇**”。1928年1月,当选为中共五县工委书记和武装**总指挥。1931年至1934年11月,创建红十军和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。任赣东北省、闽浙赣省党政军主要领导。1931年11月,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成员。1934年11月24日,奉中央军委电令,任军政委员会主席,率红十军团北上。1935年1月,因叛徒出卖,在怀玉山被捕。在狱中,方志敏面对国民党的威胁、利诱和诬陷迫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,写下了《可爱的中国》、《狱中纪实》等13万字的文稿和信件,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和爱国情操。是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。1935年8月6日,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慷慨就义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。
 
黄道(1900—1939)又名黄端章,字一鸣,横峰县姚家乡姚家垄村人。1919年秋,在南昌与袁玉冰等组织鄱阳湖社,翌年12月改名江西改造社,同时创办《新江西》季刊。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,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。1925年组织“岑阳学会”,开展农**动。1926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横峰县第一支部。1927年8月1日,参加了南昌起义。后任中共横峰区委书记、弋阳区委书记,参与组织和领导弋横大**。1931年3月,黄道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兼肃反委员主席。随后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省军区政治部主任,同时任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。1931年4月,任中共闽北分区区委书记,以后又兼闽北军分区政治委员。1934年1月,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。中央红军长征后,黄道坚守闽北根据地,领导闽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。1938年1月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,党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(后改东南局)委员、宣传部部长和**部部长。以后又任江西省委书记。1939年5月间,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奉命向上饶转移,黄道病于铅山县河口镇,被国民党特务暗害。
 
娄谅(生卒年月不详),字克贞,号一斋,江西省上饶市水南人。明代理学家。少时发愤攻读,有志于圣学。听说名儒吴舆弼在临川讲学,即负笈前往求教。舆弼告以“为学须亲细务”。娄谅素豪迈,闻却折节称服。自此,虽洒扫庭院之事,必亲自操持,毋稍懈怠,其学以“收心放心为居敬之门”,以“何思何虑,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。”王守仁(阳明)少年时,闻名亦前来从谅学。明景泰四年(1453)年参加乡试,考中举人。天顺末年(1464年)被授为成都训导;因淡于官场名利,不久便借故告归,闭门著书,终成《日知录》40卷,《三礼订讹》40卷,《春秋本意》等著作出行世。因其孙女婿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,受株连而被捕入狱。
 
娄性(生卒年月不详),字原善,号野亭,理学家娄谅长子,江西上饶市水南人。明成化年间中进士。其后授南京职方主事,历武库郎中、兵部郎中等职,卓有建树。弘治七年(1494)娄性修筑高邮湖堤,亲临湖堤督饬,不期年而功告成,御赐名“康济渠”。弘治十一年(1498),应翰林院编修、江西提学佥事苏葵之请,主讲庐山白鹿洞书院,任山长。四方之士慕其名而求学者甚众。娄性又着力修缮院舍,除旧布新,将书院推向鼎盛时期。后又主讲鹅湖书院。娄性潜心圣学,于已学而不厌,对生员则诲而不倦。更着手整理书院款产,将被侵占之学田,重新立册登记入户,使生员膏火有着,为鹅湖书院之继续发展打下基础,为古代之教育事业立下不朽之功勋。平生著作有《野亭诗稿》、《皇明政要》。
 
张潜(1025—1105),字明叔,江西德兴银城吴园人。张潜自幼天资聪明,勤奋好学,致老不倦。可谓“无书不窥”,对于天文、地理、人伦之学尤精。虽终身布衣,但“喜赋诗,工楷书,著有《诗集》十卷”。平素乐善好施,荫德四方,常出巨资兴修邑间水利和道路。
张潜博通方技,悉心科技研究,业精于湿法炼铜技术。他以长期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整套完善的冶金工艺,于绍圣年间(1094—1097)写成湿法炼铜专著——《浸铜要略》(宗谱称《浸铜利便》)专著,揭开了“胆铜”奥秘。所谓“胆铜术”就是把铁置于胆矾水(即天然硫酸铜)槽田中,使胆矾水中的铜离子与铁产生置换反应,将铜沉淀下来的一种产铜方法。《浸铜要略》的问世和湿法炼铜技术的推广使用不仅迅速地提高了宋代铜的产量,有利于国计民生,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湿法冶金技术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胆水炼铜技术源自中国,是世界湿法冶金技术的始祖,同时在化学发展史上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。这是张潜在世界冶金和化学史上的一项卓越贡献。
 
汪鈜(1466—?)字宣之,行荣四,号诚斋,江西婺源人。弘治十五年(1502)中进士。初授主事之职,历任广东提刑按察司佥事、广东提刑按察使、浙江布政使、兵部尚书、吏部尚书等职。汪宏在任期内,时因西洋佛郎机(葡萄牙)入侵,广东海防局势紧张,发生了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入侵者的首次战争。汪鈜亲身参与和指挥了这次战争,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。主要功绩:第一,任广东海道数年,巡视海疆,为整顿广东的防务做了大量的工作;并提出《要策十二事》,对国家海防建树殊多。第二,在屯门海战中,坚决驱逐和歼灭葡萄牙入侵者,创造了师夷长技以驭夷狄的战例。第三,推广使用佛郎机铳等先进军事装备。第四,忠诚的德行。处处事事以国家、百姓的利益为重。第五,重考察,重务实的处事精神。第六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人品。
 
柳子谷(1901—1986年),名习斌,号怀玉山人,堂号双翔阁,江西玉山人。著名国画家。兼擅山水、人物、花卉,尤精兰竹 。江西玉山人,4岁即随父亲读书,自幼酷绘画,自学《芥子园画谱》,悟性极高,少年便以工书善画闻名乡里。柳子谷画竹,潇洒出尘,萧萧有声。被誉为“竹圣”、“板桥第二”;从二十年代画竹,一直画到八十年代。六十年的创作,柳子谷视竹为品格的象征,并且将画竹当作一种人生境界去追求。1956年至1958年历时三年,和满键合作长达27米的史诗巨制《抗美援朝战争画卷》;其精炒的描绘出了雄伟的历史画面,是中国现代画坛上堪称是绝无仅有的杰作。
 
六、饶商文化性格特征
饶商文化受江右商和徽商文化影响。(1)讲究忠孝。(2)讲究信用,以义取利。(3)讲究和气生财。(4)把握市场行情。(5)讲究白手起家,从小业做起。(6)讲究团结互助。(7)讲究回报家族、家乡。(8)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(9)“贾而好儒”、贾儒互济的文化性格。
 
七、饶商历史名人代表简介
赵慨,(生年?)字叔朋,河北滏阳人,两晋建武元年,景德镇瓷器师祖,被镇民尊称佑陶神。
何稠,(生年?)隋代著名建筑家,工艺家。隋代,何稠为研制琉璃瓦,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。经过反复试验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,使景德镇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
陶玉,唐武德(618-626年)中昌南镇(今江西景德镇)人。将所造瓷载入关中,称为假玉器,具贡于朝,于是昌南镇名闻天下。名曰陶窑,《浮梁县志》。
霍仲初,唐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,昌南镇东山人,唐代制瓷名匠。“朝廷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”,使新平县昌南镇瓷器一举名天下。霍氏所办的窑厂,被称为“霍窑”。
唐英(1682-1756年),清陶瓷艺术家,能文善画,兼书法篆刻且又精通制瓷。
张潜(1025—1105),字明叔,江西德兴银城吴园人。北宋铜冶炼家。著有《浸铜要略》(宗谱称《浸铜利便》),《浸铜要略》的问世和湿法炼铜技术的推广使用不仅迅速地提高了宋代铜的产量,有利于国计民生,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湿法冶金技术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胆水炼铜技术源自中国,是世界湿法冶金技术的始祖,同时在化学发展史上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。这是张潜在世界冶金和化学史上的一项卓越贡献。
 
韩宗愈(?—192/),号文若,广丰县大石乡四公人,著名中医,行医济世。精通《内经》《难经》《伤寒》《温病》等古医典籍。民国初期,曾在县城兴办“原道医局”。著有《医经百解》。其子金池、金章,深得中医家传,均颇有名气。
连氏造纸专家(名、生、卒?)铅山县连四纸,又叫"连泗纸",相传是福建邵武连姓兄弟经过多年研制,在铅山县境内精工抄造而成,因他们排行老三、老四而得名。铅山连四纸,是中国最高级的竹纸,手工纸当中制作过程最为复杂的一种,可以和宣纸并美,是中国手工纸的代表。历来为宫廷用纸。古代重要的文献档案都用连四纸记载。旧时鸿篇巨著、名贵典籍也多采用连四纸,如明代的《十七史》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等。
铅山连四纸属高档文化用纸,以洁白莹辉、细嫩绵密、防虫耐热、永不变色等优点,素有“寿纸千年”的称誉。为修复名贵古籍的首选。其纸质薄而均匀,洁白如羊脂玉,着墨鲜明,吸水易干,书写、图画均宜,所印刷的书,清晰明目,久看眼不易倦。用于书写作画,着墨即晕,入纸三分,历来为国内外书画家所钟爱。尤其是其着墨鲜明的特点,用于碑拓、金石篆刻、印谱艺术效果最佳。因而被广泛用于线装印刷、古籍修复、印谱、书画、碑拓、扇面、装裱字画等。
黄达三(1878~1941)广丰县永丰镇人,祖籍下溪镇罗村。著名工匠。少时受地主欺压,被迫进城投师学木匠。心灵手巧,勤学苦钻,三年艺成,技术全面,尤擅小木。达三的木制品:狮滚球樟木香炉、莲花托烛台、多型茶盒碟、犀牛玩具等,均极精巧。花床、香几,至今榫头紧凑,式样大方,有独特风格。群众誉为“上有鲁班,下有达三”。传艺徒二十余人。其子金湘尤深得家传,曾研制成木质吸水机、手摇切肉机、木制自动火车等。
 
古代婺源商界名人。饶商历史名人中,婺源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现从某个侧面作简要介绍:
徽州各地木商的盟主——婺源木商:他们通过同乡之谊与宗族之好结成既亲密而又松散的商帮,足迹踏遍江南大地,特别是长江下游的“五府”地区和中下游的两浙及“天府之国”的四川,运河两岸的城镇乃至距家千里的“苗疆”、南海,均是婺源商帮活跃的地区。婺源商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,弃儒经商之后,往往精于取舍,善于筹算,或坐地贩卖,或长途运销,纵横驰骋于商界。他们主要经营木材,林业是婺商第一位的经营项目。因为婺源山多盛产林木,且林材质地良好,特别是杉木高大挺直,被称为美材而闻名全国。因此婺源木商市场广阔,近至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闽南,运者“贩木苗疆”,甚至入河套赴都门,不少集市和口岸都有婺商经营的木行。婺源木商是徽州各地木商的盟主,木材贩运几乎为婺源人所垄断,他们除了经销本地的木材之外,还到外地登门收购,或买下客地宅山竹木雇人砍伐,编成木排到消费地区贩卖。木业需要巨额的资本和众多劳动力,婺源木商除少数“积金数万”者以外,多为合股经营。他们经营活动的精力均注入运输即流通过程中,如果成功即获得,如遭火灾或风浪亏损则达数千金。因此每年农历四月初八,各地木商都要聚集婺源祭祀五木神。
 

纵横天下的婺源茶商:在中国历史上,徽帮中的婺源茶商,纵横南北,其势犹如水银泻地,无孔不入。他们东赴苏杭,南压闽广,驾西安,轶津京。婺源绿茶从此名满天下。

婺源茶商兴于明代
婺源茶商有一句格言:玩龙玩虎不如玩茶。很难想象,茶树上极小极单纯的那一个嫩芽尖,一片不起眼的小青叶,竟构成了贯通古今中国历史,广为五洲百国接受的一种文化现象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婺源县峰峦叠嶂,丘陵遍布,素有“七山半水半分田,两分道路和庄园”之称。
婺源土多红壤,且呈微酸性,暖温带气候,无霜期250天以上,由于地形起伏,气候垂直变化显著,晓雾弥漫,湿度大,十分适宜松、杉、茶等经济林木的生长。中国是茶叶的故乡,而婺源出产的“婺绿”又为茶中珍品。
15世纪,皖南徽州,一个偏僻的弹丸之地却走出豪商富贾甲天下的徽州帮。徽州是由婺源、歙县、休宁、祁门、黟县、绩溪六县组成的。由此可见,使中国商界为之震撼的徽帮仅仅是这六个县商人组成的。
明清时期,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是多方面的,盐、茶、木、海货、典当、陶、布、南百货等。在徽商经营的诸行业中,徽商又以邑贯的不同,各有侧重,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:歙县则多盐商,婺源则多茶商,休宁则多典当商。
婺源“绿茶”当时名满天下,又加之婺源人的“贾而好儒,外儒内商”的道德观和宗族势力与宗法制度森严,这就注定婺源茶商要在中国商场上取得卓越的成就。
洪武十年,明朝廷开始实行汉藏茶马贸易政策,压低马匹而抬高茶价,马贱茶贵。
明初天下的茶叶皆由明朝的驸马都尉欧阳伦统管,规定商人向政府纳钱申请到茶引后方可运出,而后要向当地的宣课司交纳10%的商品税,才能贸易,如私茶出境,一律处斩。欧阳伦仗着自己是朱元璋和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,知法犯法,不顾朝廷禁令,多次出境贩卖,牟取暴利。事情败露后,被明太祖朱元璋赐死,可见当时茶叶是何等金贵。
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,龙行一步,百草沾恩,他仿汉高祖刘邦的做法,凤阳百姓世世代代不用服役纳税。安徽亦是故乡,所有税赋都有所减免。
婺源隶属徽州,得此优惠政策,仿佛有股神力在推动着婺源,婺源漫山遍野皆种茶。
婺源茶商得此优势,顺势而进。他们走出篱笆墙,同家、同族、同宗结成商帮,北上天津、北京,南下广东、福建,经略杭州、扬州,出击汉口、西安,从点到线,从线到面,全面开花,婺源茶商由内到外四处出击,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也怪,天下四聚:北则京师,南则佛山,东则苏州,西则汉口都是婺源茶商在奔忙。婺源茶商好像特聪明,特精灵,那些白花花的银子,黄灿灿的金子都在他们手上流动。到了明末清初,婺源茶商已成巨龙。
婺源茶商“贾而好儒”
中国是个礼仪之邦,万般之中儒最重。只要冠上“儒”字,就是千秋万代的殊荣,如:儒士、儒僧、儒道、儒商……
徽州婺源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,儒家思想始终统治着这块大地。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,婺源茶商大多表现为“贾而好儒”的特点。
商人和顾客是互惠互利的两极,商人只有诚实不欺,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。因此,婺源茶商在行商的道德观里由于带有浓厚的儒家味,这种外儒内商的道德观,使婺源茶商在商场竞争中往往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。
如清代婺源人朱文炽为人憨厚刚直,在珠江经营茶叶生意,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,他总是不听市侩的劝阻,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“陈茶”二字,以示不欺。他在珠江20年,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,但他并不后悔。
婺源人詹谷,在崇明为江湾茶业主主持商务,时值业主年老归家,东南又发生战乱。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,詹谷不存半点私心,艰苦经营,竟然大获厚利。后来,业主之子来到崇明,詹谷将历年来的账本交给少主,账本上一笔一笔,涓滴无私。崇明人无不叹服。
婺源商人毕因通,曾接受王某的存银60余两,王某突然暴殁,没人知道这笔钱,但毕因通数年后,待王某之子长大成人,便将王某的存款连本带利一并奉还。
如此种种,婺源茶商以儒家的“诚”、“信”、“义”、“仁”的道德观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。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。
依靠宗族进行区域垄断
依靠宗族势力,建立商业垄断,这是婺源茶商制胜的法宝。他们坐贾地方市场时,一是控制城镇市集的茶叶全部贸易,二是联合所有徽商把持茶叶市场的清一色。这两大行为在建立区域性垄断时,就必须要联合宗族势力,乡党势力,造成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的优势。
清嘉庆年间婺源巨商胡炳南在上海经营茶叶。期间浙江人杨之清也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茶庄。偏偏杨之清获利心切,一开张,价格开得最低,顾客纷纷趋之。胡炳南获知消息,号令整条街一齐降价,一直降到血本的二分之一,杨之清跟着降价,一连二十天,杨之清还是跟着婺源茶商的价格齐步走。每天至少有五百担茶叶从这儿运走。胡炳南深感惊诧,杨之清是中等茶商哪来这么多钱支撑?一打听,原来在这条街上有个杨之清的同乡,一位大典当商在支撑着他。这个典当商是杨之清“心脏供血的加速器”,“高压泵”。二十天的商战的五分之二的资金是他那儿来的。
婺源茶商尊儒重仕
中国自古重本抑末,民分士农工商,商人在经济上富有,但政治地位则一直不高。婺源茶商深知若在商业上求得大发展,除了宗族势力外,还必须依靠官府的庇护。
为了寻求政治靠山,他们一是结交权势;二是出资办学,督促子弟发愤读书,以求进仕做官;三是“捐纳”、“捐监”。徽商中最典型例子,便是祖籍婺源的胡雪岩,他投靠左宗棠,平步青云,成为红顶商人,做到中国的头号官商。
营茶是艰辛的,是要冒很大风险的,一旦亏损,不但空耗一代人的心血,甚至伤及几代人的元气。
婺源茶商在商战中摸索到一条真理: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,朝中有人也好经商,但依靠官僚权贵并非万全之策,最好是自己要有子弟在朝中为官,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因此,婺源各姓十分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做官,并把这一条列为家典族规之首,百代不变,宣称: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、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,当由族人出资培植。如果一家有三兄五弟,定要择其天资聪明者读书,而不是经商。由此可见,在婺源人的心目中,仕重于商。而北方的晋商却不同,晋商子弟多继承父辈家业,依然经商。晋中优秀子弟经商,其次作胥吏,中材以下的子弟,父母才让读书应试,所以晋人中举者之少是可想而知的,由于晋商缺乏上层建筑的基础,一朝衰落,就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。
两者相逢,晋商粗直,徽商文雅。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。清代扬州八大总商,徽人占了四个。徽商江春任两淮总商达四十年,颇得皇帝欢心,授予布政使之衔。胡雪岩也被朝廷授予布政使官衔,在中国历史上,商人被授予这样高官的商人,除了徽商就没有了。婺源人培养宗族子弟读书,核心是要借此壮大宗族势力,所以,不惜以巨资举办书院学塾,婺源茶商亦源源不断输金捐资助办学校,使婺源成为“东南邹鲁”文化发达、理学昌明的徽州儒学之首。朱熹、江永、胡伸等硕儒即产于婺源,以致明代大文豪汤显祖发出了“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徽州”的感叹。从唐朝开科取仕以来,一千多年的历史中,整个中国也不过产生了10万名左右进士,而弹丸之地的婺源居然有七百多名学子中了进士。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,不能不叹为奇迹。建县以来,直至清代,婺源官吏大至吏部尚书、兵部尚书,小至县令、县丞有2600多人。这些官吏的亲朋好友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商业保护网,婺源茶商由此进入了一个全盛时代。
婺源茶商哀师必胜
历史上的“徽商”,名扬天下。婺源茶商当然功不可没,但随着“徽商”的完结,封建社会的衰亡,覆巢之下无完卵,婺源茶商的兴盛似乎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。“婺绿”黄了。突如其来,令人骇然牎
“婺绿”是如何黄了的,又是如何陷入“四面楚歌”的?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,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。
原因一:大凡婺源茶商致富后,回乡光宗耀祖,修建宗祠,扶助族中贫穷,以固族中宗法关系。这要耗费一笔重资。
原因二:捐资助学兴公益事业,振兴桑梓人文。置祀田、建学宫、修会馆,多挥金不惜。
原因三:以课税、捐输等形式奉纳给当地官府。如婺源茶商朱文炽,咸丰已未,捐助徽防军饷数千金。
原因四:捐纳、捐监的耗费,清代实行捐纳制,官职可定价出售,为了跻身于官绅行列,婺商不得不付出一笔可观的商业利润。据徽州《阄书契底》称“捐监授职,计费匪轻。”在清代婺源的众多茶商中,如潘开祥之五品衔,汪庆澜之奉政大夫,胡德礼之职监等,无一不是用巨金捐纳所得。
清代婺源茶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,除了一部分用于肥家润身外,相当一部分都用于巩固宗法势力,培植、扩大封建势力上了,而从没有投资其他产业的。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人固有的通病。
作为朱熹故里古代婺源商人,在经商活动中遵循儒家“诚笃”、“诚意”、“立信”、“言而有信”等道德说教,以诚待人,以信接物,以义取利。这也是当今饶商们所崇尚、所践行的商业道德。
明清的婺源商人中,还重孝轻利,有些人则是为了了履行赡养父母的孝道而去经商的,如典当商程发暠,因为自小丧父,母亲和年幼的弟弟生活艰难,便毅然离家赴崇明经商。还有远贾金陵的洪登云、商于粤的滕焕然等,从事商业的伦理原因都是尽孝道,体现了重孝轻利的道德风尚。
婺商还信奉“取之有道,用之有道”的伦理,恪守“得诸社会还诸社会”的信条,经商致富后不忘社会公益,慷慨解囊,致力于捐建义学、修桥铺路、扶贫济危等义举义行。明嘉靖年间,婺源社学(儿童启蒙学校)达140所,居徽州6县之首,这些社学不少是商人捐资创办的。一些商人和商有家族还捐建书院,扶助书院教学活动。史料有关婺商修路、筑桥、捐修谱牒的记载是举不胜举,茶商詹廷墉在家乡修路建桥修志续谱“不下千金”;胡南圭义捐巨资修桥梁建祠宇助赈救灾;余源开不断捐金实施义举,乡亲们赠他“见义勇为”匾额。在四川经商的詹文锡,拿出数千金,雇用当地人凿山开道,将重庆涪合一处人称“惊梦滩”的险道改成便利舟船行驶的通途,当地人嘉其行谊,勒石称此处为“詹商岭”。明万历年间,米商詹景瑞至饶州,见当地粮食欠收饥荒严重,便将所营销的4200石大米全部捐出,救活了无数的灾民。(摘文/汪根发、杜璟瑛)
婺源清代茶商名录
明清时期,婺源茶商发展成为徽商队伍中的一支劲旅,其经营的茶号、茶行、茶庄、茶栈等遍布大江南北、黄河两岸,活动范围之广,从贾人数之多,经商能力之强,均居徽州各商人集团的首位。其部分人的经商事迹颇具典型意义:
余圣材,字锦源,沱川人。与族人合贷重资业茶粤东,牙侩亏空,归鬻己产偿之。
李金淦,字均和,黄源潭人。以业茶致裕,倡设义仓。
程广富,字志高,凰腾人。少以家贫,佣于苏。旋挈二弟、三弟至苏贸易,将廛业交弟经理,自归家,就近业茶,渐致赢余。
程国远,渔潭人。尝偕友合伙贩茶至粤,公耗八百金,远念友资无从措,独偿之。
程锡庚,字君美,渔潭人。尝在广东贷千金回婺贩茶,一路资给难民,至饶州金尽。
李登瀛,字亘千,理田人。尝业茶往粤东,经赣被盗,力控究办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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